抗战时期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述论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始建于1937年9月初，前后坚持服务战场5年余，除政治宣传、民众动员、伤兵护理等日常工作外，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的火线服务，筹建难童教养院照顾战争遗孤。服务团的组建及出征，表明抗战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加强了对国家的认同，中央政府也增强了对边疆的控制；发挥了稳定军心、宣传云南军队的作用；增进了内地人民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和了解；鼓舞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抗战建国的决心和勇气。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始建于1937年9月初，团员包括滇川黔三省的汉、彝、苗、回等民族，以学生居多。前贤对该服务团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其行程与活动做了简要介绍，但由于史料较为单一，探讨亦不够深入，故仍未厘清这一史实。本文广泛搜集史料，运用报刊、档案、当事人信件、日记、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对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组建及成员构成、行程及主要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并就其作用与影响提出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鉴于国家已至最后关头，只有抗战才能争取民族生存，保持国土完整。云南虽地处边远，“但爱国向不后人，男同胞已有六十军开赴前方”，“效命疆场，女儿亦未始不可疆场效命”。同时江浙等省早已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全国的姊妹都在动员”的现状，为支援抗战，云南省妇女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云南省妇抗会）发起成立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

  1937年8月18日，《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均载云南省妇抗会第二次全体职员会议拟组战地服务团，并制定《云南妇女抗敌后援分会组织战地服务团办法》，明确该团宗旨是“求民族生存，尽国民义务，适应战时之需要，到战地协助……工作，完成救国御侮之任务”，具体分为救护、慰劳及通讯、宣传、运输、临时募集等工作。并于9月9日组织团员检查身体，13日开始受训。至此，民间自发组织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初具雏形。

  1937年9月15日，为向省政府、省党部呈递北上战地服务的请愿书，云南省妇抗会举行了一次，队伍由小西门外潘家湾入城，经正义路，至省党部、省政府请愿。参与者有女职员、女教师、女警、云南大学和中学师范及公私立小学女生，“有衣旗袍者，有戴白帽、穿白衣而紧黑短裙者，有着黄色童子军服者，有穿短衫而系黑短裙者”，共约2000人。队首高举“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请愿团”的布标，参加者手持彩色三角标语小旗，且行且唱救亡歌曲，沿途高呼口号“妇女同胞们一致起来，努力救国”、“踊跃参加战地服务团”、“要知有国然后才有家”、“要求政府准许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师出发”、“杀向东北收复失地”。

  云南省主席龙云见状，特别高兴，认为她们以区区弱女子之身，尚能群起抗敌，要求到战地服务，这种精神对战地军队将是极大的鼓舞。他向队伍训话：“但愿你们把这种勇气，这种精神，永久地保持下来，努力训练，到政府需要你们到前线服务的时候，自然有命令来调你们。”者备受鼓励，齐赴西山华亭寺自费作短期训练。

  两个月后，第60军长卢汉自前线电滇黔绥靖公署，希望指派军医看护，赴前方服务。服务团便按60人的编制进行组织。绥署规定，团员必须“志愿坚定，身体健强，能耐劳苦”，同时提供团员每人每月“给养费国币七元，由出发日起支。出滇境后，即由中央一律待遇”，每人发放棉制服、军帽、绑腿全套、旗袍式灰布棉外套一件，看护手术衣一件。至此，云南第60军战地服务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正式组成。

  关于该团团员的构成，《云南妇女抗敌后援分会组织战地服务团办法》第6条对团员资格规定如下：年龄18—30岁，“体格强健，无不良嗜好者”；“有牺牲决心，誓死为国家服务者”；“不畏缩……无家庭拖累及中途不灰心者”；“以团体行动为行动，绝对不与个人意志及自由为前题者”。同时，审请人要填写志愿书，经家长签名盖章，并将姓名发表于报端，方能成为正式团员。但从真实的情况看，并未完全照搬上述办法。

  云南妇女战地服团员均为女性。来自西南边疆滇、川、黔三省，除在昆明求学的三省学生外，队伍北上过黔时又招收了当地的6名女子，即彭明绪、张丽芬、陈琼芬、毛士珍、黄锦鸾、孟昭文。团员中有汉、彝、苗、回等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回族有6人，她们是沙英华、马如琴、撒明腾、马少良、马玉仙、李淑珍。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二三岁，而以十八九岁的占最多数”，年龄最小的是孟昭文。

  就职业而言，团员有云南省妇抗会职员、警察局工作人员、教师、家庭妇女，也有昆华女中、昆华女师、艺师、昆明市立女中、昆明市立商校、云南省体育师范学校等校的学生，以学生居多。例如团长徐汉君为云南省党部、云南省妇女抗敌后援会职员，昆华女中学生有赵凤稚、宋敏慧、朱致和、李景淑等，昆华女师学生有李莹、黄振兴、邓秉珍、吕传淑等。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组织安排，除正团长（徐汉君）、副团长（胡廷璧）各一人外，分三方面编制：军事方面，分为三区队，每区队设队长一人，队长分别为吴秉坤、宋敏慧、姚仙名，每区队又分三班，各设班长一人；思想训练方面，分为12组，每组5人，各设组长一人；工作方面，分为总务、宣传、通讯、医药等4部，总务部下设文书、庶务两股，宣传部下设戏剧、歌咏、演讲等三股，各设部长一人及股长若干人，并订定办事细则。

  1937年12月13日，社会各界代表、男女学生、团员的亲属和朋友齐集古幢公园，为即将出征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送行。“穿着草绿色的短装，戴着草绿色的制帽，打着草绿色绑腿，挂着草绿色的医药包，穿着青布”绊鞋的战地服务团员装束整洁，步伐整齐。随后，她们与滇黔绥靖公署派遣的医师护士同乘4辆汽车奔赴前方。汽车从昆明出发，经曲靖、平彝（今富源）、盘县、永宁（今四川叙永）、安顺、贵阳、黄平、晃县、沅陵、常德，于12月25日抵达湖南长沙。因60军尚未接火，军长卢汉命其暂驻安全地带——两面临江的水陆洲义渡亭公顺兴杂炭行受训。

  1937年底，奉命增援淞沪抗战、首都保卫战的云南第60军因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转而编入武汉卫戍部队，分别驻防孝感、花园镇和武胜关一带。此时的武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首都虽已迁往重庆，但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机关仍留武汉。1938年1月30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由长沙乘专车抵武昌与60军军部会合，不久又迁到汉口。为充实知识技能，加强工作上的能力，卢汉军长令其在汉口法租界的教会学校——心勉女中受训，委托当地女青年会给予协助。在心勉女中，团员从早6时至晚9时，每日上课9小时，“各科教授，皆当地负有盛名者”，并不定期邀请社会名流诸如史良、郭沫若、等人来做演讲。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和安娥特意为云南军队谱写了《六十军军歌》，日后成为服务团的保留节目。

  1938年春，日军进犯华北通向华南、华东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徐州。3月下旬，第60军接到命令前往增援，参加第二次台儿庄大战。4月8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奉命离开汉口，开赴湖北孝感花园镇，协助完成新战士的训练工作。不久，60军与敌人发生遭遇战，伤员增多，有的团员“提出战地服务团应该到前线工作”，有的团员“否认女子只能做看护工作”。热血鼓动着勇气，宋敏慧、刘佩兰、苏志贤、刘先德、马少良、黄自仙、姜迪芳、陈琼芬、张丽芬、孟昭文、彭明绪等“不等命令，悄悄的走上前线”。她们搭乘火车皮，于4月28日辗转抵达台儿庄车幅山站。

  11位女战士恰好赶上保卫台儿庄北大门的禹王山阻击战。经批准，这群“野姑娘”上火线时以后，她们沿交通壕进入前线战壕，给士兵们代写家信，缝补衣服，作小型文娱表演，或为伤兵煮稀饭，送茶水，包伤口，发恤金，有时“在阵地上几乎牺牲了”。一次，她们上阵地慰问，刚走到禹王山附近的麦地，从李家圩方向射来一阵枪弹，大家闻声卧倒，但枪炮声并不停歇。团员们解下绑腿，把慰问品捆好背在背上，匍匐来到运河边，把家乡人民亲手制作的云南大头菜、曲靖韮菜花、昆明饼干等物品送到战士手中。此外，火线服务团员还担任民众工作，具体是组织担架队，领导民众慰问将士。

  禹王山阻击战进行到关键时刻，敌人大迂回切断陇海路，徐州被围。60军奉命撤退，11个女兵也安全回抵汉口。

  除上火线人外，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余下的40多人则在后方医院服务。当时，60军官兵怀着“生在云南，死在山东”的誓言，拼死与日本人抵抗，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伤员也源源不断地从火线运送下来。因此，团员被分配到武汉的三所后方医院工作：武昌白沙洲“一六六”后方医院、汉阳鹦鹉洲后方医院、汉川后方医院，其中以白沙洲“一六六”后方医院为主。在“一六六”后方医院，团员每天配药、换药，代伤兵写家信，或作化装宣传。同时，还承担着缓和医患矛盾、护理安慰病患的工作。

  团员们首先到各处搜集床板，解决病人多病床少的矛盾，再分成看护组、慰劳组和代书组三个小组，同时开展工作。看护组协助医生做手术，工作“最辛苦”，“不管医院如何的污秽，空气的恶臭”，“都能忍耐”。慰劳组从解释工作做起，把抗战的艰苦和医院的困难讲给伤员听，调解伤员对医生、护士的纠缠和不满；给伤员讲家乡的传说故事、风土人情，唱家乡的山歌土调；和伤兵做游戏，表演短剧、滑稽戏，模仿他们发脾气、闹别扭的故事，看得伤员难为情地笑了。分配到汉川后方医院的杨曰坤等人集体创作了《爱国家庭》一剧，“先在院作个别慰问，继则公演负伤士兵”。

  代书组则专门负责替伤兵写信、汇款。一位母亲回信说：“你的伤痕，是我们家里的光荣的印记，我高兴我有一个勇敢杀敌的儿子”。团员特意把此信登在壁报上，此事也成为深明大义的母亲勉励儿子重上战场的典范。因伤愈的战士都要被编入荣誉团，重返战场，但“军队中政治教育的不够”，有的弟兄怯懦了。这时团员们就会鼓励他们，为他们打气。事后士兵们笑称她们为“天生的打气筒”、“催命鬼”。

  随着部分伤员转到芷江等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休养，后方医院的规模开始缩小，到6月25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又奉命随军部开到鄂东宋埠一带，分配到60军下属的各个团作政治宣传或战地医护工作。1938年7月，60军扩编为第30集团军，卢汉为军团长，率全军参与了武汉保卫战；同年10月第一集团军成立（下辖三个整军，即第60军、第58军、新3军），1939年2月该军开赴江西铜鼓整编，安恩溥任军长，全军随即再度开赴南昌前线年底，云南军队先后参与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转战江西高安、奉新等地。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都参加了这些战斗，只是这一时期的服务团不再单独服务于60军，而是根据战事的需要，分配到各军、各团、各连队，成为名符其实的云南军队的战地服务团。

  除上火线、护理伤兵、慰问宣传外，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还创办了60军难童教养院。1939年冬，60战江西，赣北高安、奉新一带被收复，战争陷入胶着状态。看到战争遗留下的孤儿，时任60军长的安恩溥决定收容他们，让服务团负责办理。根据规划，收容机构命名为“六十军难童教养院”，凡属60军驻区内的孤儿，无论性别年龄均可收容；内设管理人员三名，分别由张芝、王蕴芸、胡素琪担任，三人分工合作，一人负责全面管理，一人负责学习训练，一人负责生活服务，后来还从政治部派来一名上士（李学）帮助做饭；该院一切费用，均由军部供给，医药由军医处负责。并对难童的入院登记、生活、学习、作息都做了具体规定。

  60军难童教养院坐落在60军军部驻地前的坳头，是两间被敌机轰炸后留下的残破瓦房。收容难童共计39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女孩14岁，最小的是男孩5岁。孩子们的来历，都很可怜。一个6岁男孩，全家为躲避敌机轰炸跑进防空洞，父母和婴儿弟弟被闷死，他因晚到，防空洞门被锁而留下性命。最年幼的5岁男童是钟光汉团长搜查敌人战壕时找到的，左额头被炮弹破片刮伤，化脓结了厚厚的痂。

  难童来到教养院，首先是清洁卫生。由于有瘌痢头、瘌疮或虱子，团员为他们剃光头发、剪指甲、洗澡、换衣，给他们穿上绿色衣服镶嵌米色教养院徽章的新童装。其次是取名字。男孩以“强”字排，如胡自强；女孩以“曼”字排，如许曼微。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名字。

  第三是教育。团员安排课程表，孩子按时生活和学习，进步很大，“大的孩子学会写二十多个字，如写‘中国’、‘抗战’、‘日本鬼子’和他自己的名字等，较小的也会写十个阿拉伯数字”。

  孩子们很喜欢唱歌，尤其是《大刀进行曲》，边唱边摆出杀鬼子的姿势。团员联系现实给小朋友们讲爱国故事，小朋友争相告诉大人自己亲眼见到的鬼子犯下的罪行，一个小男孩甚至跳起来说：“老师，我长大了要去砍鬼子的头。” 1940年9月，60军接到回防滇南的命令，因没有车辆随行，孩子们无法带走，团员只得造具名册，把他们全部移交给吉安难民收容所。

  关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解散，《云南妇女抗敌后援分会组织战地服务团办法》规定：“本团于战争停止之日解除任务”。实际上，从1938年初开始就有团员陆续离开服务团，或奔向延安，或另谋出路，或功成返滇，1人牺牲。

  具体情况如下：1938年1月8日，6名女兵“私自离开”服务团，投奔陕北，加入中国领导的革命队伍。1938年6月，经军长许可，王云仙等7人考取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女生大队。1938年底，军长把团员改编为政治工作队队员，分发到军师政治部。同时团员姜若芬、赵凤稚等人因病返滇，另有一部分团员回乡省亲。1939年3月，部分团员随60军回滇招收新兵，人数较多。经过休整，部分团员于1939年11月随新招收的新三军重返战场。1940年9月，日军侵占越南海防、河内等地，切断滇越和桂越国际交通线师奉命回滇，防守滇南，团员也随之陆续返滇，贵州籍团员仍回贵州。

  对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作用，时人就有一些评价，从社会动员角度、女性解放角度、西南边疆角度、新闻媒介方面出发考察者均有，不一而足，皆能言之成理。

  8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审视该服务团，认为其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第一，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组建及其活动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化”政策的重要体现，表明抗战时期边疆民族加强了对国家的认同，同时中央政府也增强了对边疆的控制。川滇黔三省的统一，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此，蒋介石曾将统一西南三省视为“国家生命的根基”、“复兴民族（族）最后之根据地”。

  日本也早已意识到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不希望西南三省卷入这场战争，并想方设法打破南京政府统一三省的计划。然而，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出现，表明抗日战争中西南边疆已团结一致，融合于整个抗战情势之中，不仅中央的统治已伸入西南地方势力控制的区域，加强了对该区域的管控，而且体现出边疆少数民族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日本破坏南京政府统一西南三省的计划彻底破产。第二，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发挥了稳定与鼓舞军心、对外宣传云南军队的作用。除具体工作外，服务团还给前线战士以精神鼓励和安慰，对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支队伍也对外宣传了云南军队，对安定战区人民的抗敌情绪、鼓舞抗战决心产生了一定效果。

  第60军到达汉口后，蒋介石特嘱军长卢汉，让这支武器装备与军纪军威都属全国一流的甲种部队沿汉口繁盛市区绕行一周，该服务团也队列其中，表明即使是远离战区的后方军民在一致抗战的目标下，已坚决地走到一起，不论内地边疆，不管男人女人，都已经团结一致，从事民族革命的斗争，安定了战区人心，鼓舞了人民斗志。

  第三，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长途行军，增进了内地人民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和了解。因交通不便、崇山阻隔，加之护国讨袁以后云南地方政权的半独立倾向，使内地对滇黔地区的理解存在误区。一些人还认为西南边疆是“蛮貊”之乡，“昆明是山国的盆地”。

  （1）爱国热情高昂。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长胡兰畦说：“云南不单是男子爱国，女子一样的也上了战场”，她们的“爱国热情”毋庸置疑。长沙抗敌后援总会职员认为，云南战地服务团员“不远千里而来，只知有国不知有家”。

  （2）实干精神突出。和第九重伤医院里身穿旗袍、脚踩高跟鞋、玉手挥扇在树下纳凉的其他省份的妇女战地服务团员不同的，是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员吃苦耐劳，敦厚纯朴，武汉人因此赞扬她们是“做而不言”的。

  （3）外表朴实无华。服务团“一概是雄纠纠，气昂昂地武装起来”，脚穿草鞋，“走起路来比男战士们还要勇敢些”，成为妇救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第四，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组建，鼓舞了西南各族人民抗战建国的决心和勇气。团员来自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民族众多，她们嚼蛋糕、喝咖啡，黄包车代步，家庭优渥，生活舒适，但为争取全民族的生存解放而踏上万里征程，变得能吃苦耐劳。她们勇敢地肩负起国民责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这对将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鼓舞了边疆各族人民抗战建国的决心和勇气。出征前，米林暗自许下誓言：“抗战不胜，建国不成，倭奴不灭，誓不”还乡！

  贵阳儿童爱国团负责人、11岁的寇淑蕙向服务团员致词：“希望姐姐们不要回来，如果回来的时候，一定是民族解放得到胜利的时候。”团员玲的哥哥认为玲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份子，希望她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贡献一己之力。

  第一，时间仓促，服务团缺乏足够的训练与组织。诸如缺乏防空常识、捡拾敌军刚射过来的炮弹破片而被烫伤手指、抱着未爆的炸弹照像此类插曲，俯拾皆是。团员的分批离队也说明了组织不够严密。

  第二，继1937年12月派出第一批妇女战地服务团后，云南省妇抗会奉省政府之命组织了第二批妇女战地服务团。由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断南突，至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一计划被迫中断。

  总体而言，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作用与影响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但作为一支边疆妇女战地服务团，其作用可大可小。大到抗日救亡、国家统一、民族认同，甚至民族国家建构，小到抗日战场上的一支投笔从戎的妇女队伍、服务团的每一次行动。我们不应将其与中国战史上的任何一支力量作对比，赋予其军事、行政等意义，也不应将其等同于专业医务人员的战地服务。在卢沟桥事变后、西南边疆还未实现政治统一的特殊时期，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组建及其出征是可与边疆人民的国家意识、民族认同相联系，凸出中央与边疆的连接，显示国家统一的。因此，我们大家都认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宣传作用大于实际作用，不应过于苛求对其的评价。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巾帼不让须眉，以有此先辈为荣！“生在云南，死在山东”，眼泪哗哗的流！[流泪][流泪]